胡适先生的十大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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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1891—1962),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其一生兴趣广泛,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伦理学、红学等方面都有不错的成就,一生共获取了35个博士学位。被蒋介石誉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其为人温和儒雅、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心系天下,其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主张,现在看来依然颇具指导意义,如熊培云所说,错过胡适一百年。

  10.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2013年,被新北市长朱立伦的岳父、前台湾省议会议长高育仁连日针砭时政,马英九在与其同台的场合下,引用胡适先生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来谈民主。

  1958年,胡适返台,创办了以他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中国》杂志。此平台为当时批判国民党权威体制的言论堡垒。同年,胡适在此发表了《容忍与自由》。文中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胡适越发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的,是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约束自己决不可“以吾辈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如伏尔泰所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9.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此文章于1955年发表在《自由中国》杂志。此文章引用范仲淹《灵鸟赋》的“不鸣而死,不默而生”来谈言论的自由。在范仲淹的时代,这句话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此文是范仲淹在景佑三年,他因言事而同欧阳修等人被贬谪,答梅圣俞所作。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这也可以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文中引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及《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开明的传统,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先生在其一生当中,彻底的实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是一个为自由与民主终身而战的斗士。

  8.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此文章于1919年7月20日刊登在《每周评论》。当时社会风云幻变,大部分的政客都在空谈外国进口的“主义”、好听的“主义”、偏向纸上的“主义”,胡适先生严厉的指出这是舆论的大危险。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了。而高谈主义,不去研究问题的人,就是畏难求易,就是懒。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情,而高谈主义却是极容易的事情。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不脚踏实地的研究问题,而去空谈某某主义。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纠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放,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这段高喊呼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放在当今,依然适用。

  7.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此理论提炼于胡适的老师——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学说。1919年,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做《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时,就提出,年轻人要“注重假设”、“注重证实”。胡适认为,科学家最重视假设,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1952年在台湾大学做《治学方法》的演讲中,胡适又重申了这一理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地提出假设,但这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地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做学问的人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

  6.功不唐捐

  1932年,正值大学生毕业前夕,在《大学毕业的几条路》的演讲中提出的。此演讲指出学生毕业后,最容易犯两种错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人生的追求。并给出了三种防身药: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此药方子,前段时间实践过,很实用。

  讲演的后半段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5.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总是听旁人说:“我有好多地方想去,好多书想读,好多电视或电影想看,但是我的精力有限,干不了这么多呀”。庄子也曾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每当听见这些言论,我就想把胡适先生的这句“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甩进对方心里。

  胡适先生在很多演讲里都提到了这句话。1920年,在《新潮》发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首次提出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观点,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地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而在1930年,胡适先生为中国科学社写社歌,社歌的最后几句歌词为“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4.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这句话出自胡适先生的自传,《我的母亲》一文中,母亲23岁就守寡了,作为当家后母难免会受各种委屈。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胡适先生一生当中,总是温和、绅士的待人,跟这不无关系。母亲将性格中的忍耐与温柔传递给了孩子,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毫无保留的给了下一代。

  3.昨日种种,皆成今我,切莫思量,更莫哀,从今往后,怎么收获,怎么摘

  这句话与《了凡四训》中的“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胡适先生的这句话更有音韵感,更美。这句话是胡适先生25岁时所做的自寿诗里的。此自寿诗首次刊登于1917年的《新青年》。

  沁园春·二十五岁生日自寿

  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独坐江楼,回想这几年思想的变迁,又念不久既当归去,因作此词,并非自寿,只可算是一种自誓。

  弃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来。看江明雪霁,吾当寿我,且须高咏,不用衔杯。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忽然异想天开。似天上诸仙采药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缩地,芝能点石,触处金堆。我笑诸仙,诸仙笑我,敬谢诸仙我不才。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

  2.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这句话出自有学生请胡适先生提字,胡适先生送给学生的对联。这句话也作为牌匾一直挂在书房,警醒自己不要读死书,做人诚实待人而不疑,此信条先生终身笃行而不已。在读书方面,先生做到了不疑处有疑,先生就曾批过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和苏轼的《临江仙》等文章里的语句不通或不好。《临江仙》中的“家童鼻息已雷鸣”,先生就曾说不好,儿童诗没有鼻息的,就是有鼻息也不可用雷鸣二字来形容,这是东坡的贪懒,不肯造句。做人方面,先生曾说过“社会上的大家相信我,就是我不说诳话,也就是说真话,大家才相信我”,先生一生都为大家服务,说真话,力使社会为一个好社会。

  1.一个肮脏的社会,如果人人都讲规则而不讲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而去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国家。

  先生认为,规则比道德更重要。大概是接受了当时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先生总是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挣个人的自由,就是挣国家的自由;挣个人的人格,就是挣社会的人格,个人的进步就是社会的进步。真正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不是一群“牺牲个人自由去争取国家自由”的奴才组成的。

  先生认为,社会上一切的贫富、不平等、痛苦都是制度不良所带来的,而不是东方人所认为的富贵是前世带来的,贫苦是因为前世不曾修的缘故。社会固然有种种的不好,这其实是进步改良所带来的副产品,我们要接受,要改良,首先就是要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当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先生一生都在致力于“独立之人格,思想之自由”,一生都在为自由与民主而奋斗。撇开政治不谈,做一个先生这样的人,也是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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