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封锁东北的原因 清朝为什么封锁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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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关令是清朝初年六大弊政之一,指的是清政府为了实行民族等级之分和隔离制度,而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而颁布的禁令。乾隆五年,乾隆帝下令实行全面封禁东北,这一政令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在当时严峻的现实状况下,结合历史背景,不得已而采取的政令。

  所谓全面封禁东北,主要内容包括严禁内地百姓进入东北,已经进入东北的要尽快入籍,和严格限制东北百姓的活动,尤其是经济发面。这项政策最先是从奉天开始执行的,继而蔓延到吉林、黑龙江和东三盟地区。

  为了贯彻封禁东北的政策,清政府和地方政府又相继出台了一些辅助政策。尽管在执刑这些政策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变通,但是封建东北这一举措还是限制了内地百姓进入东北的自由。而且由于闭守的状态,东北地区的发展也相对迟缓,对整个东北地区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封闭奉天的禁令在乾隆五年颁布,这项禁令的颁布,标志着清政府原先鼓励内地百姓进入东北、发展东北的态度发生彻底转变。自那之后,大清对东北地区的管理进入封闭期,直到咸丰年间才慢慢解除这一弊政。这段时期对于东北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是清政府治理边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乾隆五年四月之前,清政府对待内地百姓进入东北定居、开垦、经商,是持有鼓励的态度的。而自封禁奉天的禁令颁布后,这一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此后吉林、黑龙江和蒙古地区相继进入封禁状态。清政府这一制度的颁布是出于长期以来对治理东北、发展东北的认识而决定的,政策颁布后,对于清代中后期东北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乾隆帝之所以颁布这项禁令,是受到深远的历史原因和严峻的现实背景驱使的。

  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无疑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是清代满洲贵族和旗人的根据之地。清政府向来重视东北的发展,龙兴之地也是个重要的原因。这里是满洲政权兴起的发源地,承载着满洲发展的历史记忆。而且由于东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这里更是大清的战略大后方,是统治全国的兵源地。综合上述原因,大清各朝统治者均十分重视东北这一“根本之地”。它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它的重要性,也决定了统治者治理它的态度。

  清朝初年,八旗入关后,东北地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为了大规模开发东北地区,清政府在初期大力鼓励贝蒂百姓进入东北,定居东北。顺治年间,大量百姓在政府的鼓励下移居东北,随着人口的增多,东北在那一时期得到快速的发展。奉天府尹张尚贤道出了清政府此举的根本目的:“充实根本,以图久远之策。”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奉天府尹王国安在赴任之前,康熙帝再三叮嘱:“尔至任,当劝民务农,严察光棍游手之徒。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余地付之庄头,俟满洲藩衍之时,渐次给予耕种。近金世鉴奏请将旗下余地俱与百姓耕种,征收钱粮,所增钱粮亦复有限,所见何浅陋也。”

  同时,康熙帝还命户部郎中郑都等人协调盛京户部侍郎和奉天府府尹,亲自前往奉天,详细查访旗人田亩。经过六个月的走访调查,清政府重新规划了旗人的田地界线,并下令:“嗣后分界之地,不许旗人、民人互相垦种,以滋争端。如有荒地余多,旗、民情愿垦种者,将地名亩数具呈盛京户部,在各界内听部丈给,庶界得分明,旗、民各安生业,不致互相争告。”

  清政府如此详细的要求确定旗民地界,可见清廷对于大力开发东北的态度是坚决地。从康熙帝“俟满洲藩衍之时,渐次给予耕种”的话语中可见,在清廷统治者看来,东北无疑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之地。也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前期清廷大力鼓励汉人百姓进入东北、开发东北,可是一旦汉人百姓的开发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或者清廷统治者认为汉人势力危及到满足在东北的长久利益,则清廷必然会采取措施,限制汉人百姓的活动,保护东北的旗人,保护其根本利益。

  乾隆初年,北京旗人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他们当中许多人处于闲散游离状态。如何安置北京地区以及周边区域的这些旗人成为清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并非此时才出现,早在雍正四年,清政府就曾为了缓解京城闲散旗人太多带来的的压力而采取措施。雍正皇帝下令将部分京城旗人移居到热河屯垦。数十年后,乾隆年间,京旗“甚觉俗尚奢侈不崇节俭,所由生计日消、习晌日下而无所底止”。崇尚奢侈,拒绝节俭成为旗人生存的一大难题,京城旗人的生计艰难日益明显,朝廷自然甚至其弊病。

  另外,随着清初鼓励汉族百姓移居东北的政策推进,发展到乾隆初年,东北地区的汉族百姓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旗人的经济利益和传统习俗。将这一难题与上述问题结合起来看,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直接决定了清廷对待东北汉人百姓的态度。

  乾隆二年八月,舒赫德上书:“盛京、黑龙江、宁古塔(按,此处的宁古塔是指吉林将军辖地,而不是指宁古塔地方)三处,为我朝兴隆之地,土脉沃美,地气肥厚,闻其闲旷处甚多,概可开垦。虽八旗满洲不可散在他方,而与此根本之地,似不妨迁移居住。”舒赫德一并规划了迁移的具体细项,先是招募百姓,选择合适的地方开垦,再形成城镇,京旗进驻,最终使得京城旗人“家有恒产,人有恒心,然后再教以简朴,返其初风,则根本绵固,久远可计矣”。

  这是清廷最早的一次,明确提出把京城旗人安置到东北的计划。其实,早在乾隆二年,舒赫德就已经在谋划此事,并确立了“以民养旗”“养教并重”的总统思想。这位后来京城旗人进入东北、择地开垦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此,乾隆五年所颁布的封禁东北的政令中,其实是暗含着将京城旗人安置在东北的意图。

  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政府先是默许汉族百姓进入东北,后来索性鼓励汉族百姓移居东北、开发东北。随着汉人百姓的大量增多,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也就逐渐增多。东北有着丰富的资源,因此与此同时,挖参与采矿活动也在日益繁荣。

  虽然这类活动带来了经济上的进步,但是也对当地旗人的习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清贵族因此十分不满。舒赫德在乾隆五年上书:“奉天地方关系甚重,旗人生齿日繁,又兼各省商民辐辏,良莠不齐,旗人为流俗所染,生计风俗不如从前,若不亟为整饬,日久人烟益众,风俗日下,则愈难挽回。”

  乾隆年间,不论是出于安置京城闲散旗人的角度考虑,还是缓解东北汉人百姓与旗人利益、风俗对立矛盾考虑,清廷都必须要保护好东北旗人的利益,维护满人的传统习俗。这块“根本之地”已经深受汉族百姓介入,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因此舒赫德的建议,乾隆很快就允准了。

  乾隆四年四月,奉天地区的米价快速增长,舒赫德上书:“天津、山东之船,多载闲人来沈,及回则尽船载米,不便一;海中岛屿,恐有无藉(籍)匪徒,往来日久,聚集滋事,不便二;奉属弁兵,有银无米,若每岁多去米谷,益行拮据,不便三。”

  对于舒赫德陈述的这三条不便,乾隆帝并没有立即给出答复。不久后,舒赫德再次上书,表明盛京是满洲的“根本之地”,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如今聚集的汉人百姓众多,占有的地亩也多。东北地方辽阔,物资充足,建议把这些资源留给旗人。舒赫德还说,即便旗人不肯耕种,剩余的土地还可以围圈起来,操兵围猎。通过舒赫德的建议,可见清廷早就对盛京土地的规划和所有权有了构想。

  乾隆帝命舒赫德去往奉天,实地考察,很快,舒赫德就提出了封禁的建议。乾隆五年四月,舒赫德会同议政王大臣,提出了八条具体措施,来限制奉天汉人百姓的活动,整顿奉天风气,控制出关旗人。

  当年九月,舒赫德再次补充。但看限制汉人百姓一方面,舒赫德就建议,限制关内的汉人百姓通过山海关,或者走海路商船进入盛京,不过,清政府对于前去做生意的人并没有限制。舒赫德还建议严格稽查奉天的汉人百姓,命他们半年内入籍,否则半年内回归原籍。另外,奉天汉人百姓不可以私自挖参采矿,否则会受到清廷严厉的处罚。

  这些规定可以说是非常全面,从那之后,再进入东北的汉人百姓不再受到政府的保护,成为流民一类。不久后,这些政策蔓延到吉林、黑龙江和东三盟地区,整个东北出于封禁状态。这些规定保护了东北地区旗人的利益,确保了满人对东北土地、草原、森林、珍稀动物的拥有权,为了其民族传统的沿袭。

  总的来说,封建东北并不是乾隆一朝形成的政策,而是综合前朝规划、结合当时的国情需要而制定的政令。虽然封禁东北保护了满人贵族的利益,方便了清皇室的统治,但是这一措施延缓了东北的资源开发,最终导致了东北地区长期人口稀少和边防不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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