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时期明朝对麓川地区有什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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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德三年闰四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侵夺南甸、腾冲等处地方。沐晟上奏请发云南、贵州、四川官军五万人及各处土兵讨之。又奏老挝宣慰司刀线歹及宁远州土官刀吉罕恊助交阯,罪不可容。明宣宗认为:麓川之事,前已命你与西南等高层计议怎么抚谕。虽麓川作过必当威服,但念数年来征交阯,讨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甦,所以这次还是让你立即同云南三司廵按、监察御史再遣人招抚,如能顺服不必用兵,果执迷不悛,止调云南官军土军及木邦宣慰司等处夷兵勦之。老挝、宁远,亦不必深究。致使明朝在西南的威信大失,麓川亦大肆扩张,故有英宗征麓川之役。

  张志淳在《南园漫录》指出,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远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不然,则历今七十余年,为中外所坏,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完全是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李(贤)遂据以为真,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而不复考也”。李贤、杨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谬误,至终身莫之省”,“顾失实至于如此,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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