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近卫军究竟是个什么生存?何以近对折的天子都被她们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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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的军队在古罗马帝国的征服历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这个过程中无法替代的,造就了军队在政治生活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身为皇家御林军,罗马近卫军是最为特殊的一支军队,其重要性远远在于其他军队之上。因为这支军队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同时也是一只政治力量。近卫军在三百余年的历史上,不断插手帝位更迭,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每每让皇帝不得“善终”。

  一、罗马特色——畸形的近卫军

  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形成有赖于罗马帝国特殊的政治土壤,与帝制一起处处彰显罗马特色。

  军事背景下的帝制

  从奥古斯都至君士坦丁三百多年间,历代帝王中出身武将居多,文臣稀少。罗马帝国虽然称不上纯粹的军事帝国,帝国政权不是军人政权,元首政治亦非武人政治,但大多数皇帝拥有军事背景也是事实:与近卫军、军团难以割舍,主动取悦军队者不乏其人,导致罗马帝制与军事性质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帝制创建者奥古斯都不仅需要近卫军保卫宫廷,而且不乏加强军队整体实力之意图。与传统的罗马军队不同的是,近卫军是皇帝的御林军,合法地驻扎政治中心,堂而皇之地走向了前台,政治触角伸向各个领域。

  唯一性、特殊性使近卫军不难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即便那些出身行伍的皇帝也无计可施。如果说所有罗马皇帝都放纵近卫军,不免有些武断,但多数皇帝、帝国制度对近卫军缺乏管束,助长了近卫军的气焰却是事实。

  皇帝与近卫军之间关系失衡

  正常状态下,近卫军与皇帝应保持一种主仆之间的稳定关系,且对主子唯命是从。然而,在罗马帝国,近卫军率先打破了这种稳定,应有的忠诚荡然无存,与此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随之失去了某种平衡和稳定,政治天平向近卫军倾斜。

  在罗马帝国,无人将近卫军视为独立的政治势力,或组织系统完备的政治派别,但皇帝倚重,被赋予的一系列军队职能之外的一系列管理国事职能,军队的威慑力等,增加了近卫军的政治砝码,政治的天平自然大幅度向近卫军倾斜,刀剑对政治的强制性和压迫性逐步升级,正常的政治生态遭到破坏。

  这种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倾斜,总是以牺牲帝国安宁乃至让皇帝成为牺牲品为代价的。帝国常因近卫军干预帝位传承发生内乱、兵变,多次遭遇兵燹之祸,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既是社会的、经济的,也是政治上的。

  罗马皇帝与近卫军之间这种变异的关系是历史上少见的,由此产生的各种偶发、频发性消极结果及其特点也少之又少。

  “外力”下的非正常帝位传递

  罗马帝位传承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多数情况下在“外力”的作用下进行,而不是依“内力”——血缘依次延续。“外力”否定了血统和出身,在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以近卫军为代表的军队的政治暴力蓄意干预,为本应有章可循的继承秩序注入了诸多不确定性。

  其实,这种“外力”不仅源自近卫军的政治暴力,即使是元老院的程序,罗马人民的意愿等,又何尝不是政治性质明显的“外力”?

  正是由于“外力”太多,导致困扰罗马帝国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持续不断的帝位更替。帝位传承从未正常进行。而在这些垂直左右皇位更替的“外力”中,近卫军无疑是重要的、罗马城中其他诸种“外力”难以匹敌的一种力量。罗马帝国帝位传递过程中,压倒性的“外力”切断了皇统和嫡传,打造出帝制的“罗马特色”,近卫军则推波助澜,使这一特色愈加鲜明。

  源远流长的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和历史基因

  共和国伊始,罗马军队便通过多重路径参与政治,共和国末年的内战,军队投身政治斗争,以及对政治毫无遮掩的压迫性开启了罗马历史新的一页。此间,罗马政坛上不可一世的政治巨头,悉数为军事枭雄,凭借军队傲视群雄,苏拉、恺撒、“后三头”无一例外。

  军队在权力争夺厮杀中,用刀和剑表达政治意愿,协助多个军事将领独裁罗马,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局走向。从国家制度层面,帝国终结了共和国,而帝国的军队却是共和国军队的延续与发展,共和国军队变身为帝国武装力量,军队左右政治的影响力随之延伸至帝国时代,但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

  比如,共和国时期军队追随将领争权夺利大多拥有派别、集团归属,政治目的清晰,近卫军则主要在和平年代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制造混乱和杀戮,并不倚傍某一个有组织的派系,看似政治目的不甚明确,但行为的指向性、结果属性绝不会与政治脱离干系。

  肩负特殊职能的近卫军正式诞生于帝国时代,而就参与政治而言,与共和国时期的军队没有质的区别,近卫军在帝国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沿袭的是罗马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仅仅是过程、目的存在差异。

  帝制、近卫军对“后共和国”时代的罗马而言可谓新事物,但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却不是新生事物。近卫军的建立为罗马军队增添了新成分,也给帝国增加了一个不安定的因素。

  二、近卫军活跃政治舞台的根源

  从奥古斯都至君士坦丁,罗马帝国历经59个皇帝统治,其中26人直接或间接死于近卫军之手。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帝国军队从此增添了一个新成员,政治舞台上多出一个新角色。奥古斯都当政时,近卫军忠诚皇室,安分守常,没有制造任何麻烦。

  然而,好景不长,公元23年,自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在罗马城建造工事坚固的近卫军营地后,近卫军政治上的权重大幅度增加。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驻扎罗马城,带来的是巨大的震慑力,罗马民众、元老院乃至皇帝无一不是威慑对象。

  不唯如此,近卫军还时时将“威慑力”付诸行动,多个皇帝成为近卫军刀下冤魂,彻底颠倒了近卫军与皇帝之间的主仆关系,或成为皇帝“拥立者”“选择者”,极大地消解和异化了“近卫”职能。

  公元41年,近卫军创下了两项纪录:先是杀死第三任皇帝卡里古拉,再把“紫袍”披在克劳狄乌斯身上,开启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此举第一次清晰地证明了近卫军拥有选择皇帝继承人的权力,开始逐步左右帝国最高统治权的归属。

  那么到底是何原因导致近卫军在罗马政治舞台上如此活跃呢?

  元首制对军队的依赖

  共和国末年,罗马内战首尾相顾,军队对政局直至政体选择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军事独裁陆续建立。屋大维入主罗马只是一系列军事胜利中的一次,他本人不过是多个获胜将领中的一员,创建的元首制是内战获胜结出的果实。

  正因为元首制与近卫军相辅相成,近卫军所享受的种种优待境遇为其他军队所无法企及:驻扎罗马—意大利城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身居帝国政治中心、陪伴皇帝进出瑏瑠、备受恩宠,服役期短且军饷高、被委以诸多重任……凡此种种,近卫军由是成为军队中最有特权的一部分,日益滋长骄横,君主和元老院的权威、公共财富和帝国的王位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近卫军与帝制同生共长,政治角色内容渐趋丰富得益于皇帝的依恃,在罗马城内无人能够应对近卫军的刀剑,不仅肆无忌惮地卷入政治争斗,而且再三以军事行动决定帝位,其政治角色注入了太多的消极意义。

  罗马帝国继承制度的不完善

  易代之际干预帝位传承是近卫军政治角色的集中表达,之所以会产生近卫军开启先河的军队干预帝位传承等长期性问题,奥古斯都创建的元首制及其继承制度种种疏漏堪称祸根。

  元首制的继承方式既不是王朝继承,也不是真正选举。这种介于血缘传承和罗马人熟悉的选举之间的、无定制的继承制度,留下了人为操作的余地,军队依武力伺机而入。

  奥古斯都创建了元首制,却没有同步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具有法律保障意义的继承制度,在罗马帝国历史上,关于近卫军的政治地位、政治作用,从未有法律、制度甚至习惯上的界定,近卫军通过干预帝位的传承,垂直影响帝国政治,是对帝国制度限定缺位的最好注解。

  这种制度层面欠完善与法律规定的缺失,事实上为皇帝的诞生与元老、军队三者之间制造了一种博弈:名义上有决定权的元老院手无寸铁,要么听命于皇帝,要么为军队武力所挟持。奥古斯都时代,元老院的权威便夹在皇帝和军队之间,除被动地接受皇帝与军队之间的博弈结果之外,别无选择。

  军队作为博弈三方中强势一方,又以近卫军为突出。要挟皇帝,威慑元老院,近卫军远比外地军团拥有地利之便。尤其自提比略之后,帝国历史演变为宫廷政变和雇佣军队经常性的哗变,而元老院和罗马民众被排除在起作用的政治因素之外。

  宫廷政变式的帝位传承让近卫军双刃剑角色一览无余:它可以是皇帝性命的安全保障,也往往成为皇帝身边最危险的敌人。因此,许多皇帝虽尊贵无比,却不敢贸然慢待近卫军。近卫军政治角色的凶悍性可窥一斑。

  皇帝的无能

  近卫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横行不法,与许多皇帝治军无方、软弱无力有直接关系。近卫军正是利用皇帝的种种弱点,愈加肆无忌惮。间或有皇帝对近卫军进行治理,却难维持长久。除非皇帝本人即为骄兵悍将威震天下,否则,只能默认现实,施以金钱安抚,放纵、姑息近卫军的事例屡屡见诸史乘。

  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皇帝,尤其那些得近卫军支持登基的皇帝,不得不和某些“强势皇帝”一样,姑息纵容他们的不法行为,用大笔赏银赎买不可靠的忠诚。

  但无论这种赏赐原因、理由如何,结果相差无几,一些皇帝即使“破财”,也未能“免灾”,甚至时有赏金越多,灾难越大的厄运。比如在罗马帝国历史上,尼禄厚待近卫军超出前辈,但就是这支尼禄在意大利选拔的近卫军,仍因为金钱,关键时刻抛弃主子。

  可见赏金、钱财并未让近卫军有所收敛,反而刺激了近卫军难平的欲壑,加速了近卫军的堕落。

  结语:元首制的运作、宫廷安危有赖于近卫军,罗马城安全和有序,近卫军绝非一无是处。三百余年间,近卫军真正搅乱政局,酿成灾祸亦未贯穿史册,只是由于近卫军种种消极表现后果严重,所产生的涟漪效应影响恶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极作为,最终导致恶名远播。但也应关注,近卫军与皇帝构成了一个矛盾体,没有皇帝,近卫军则一事无成。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实现,深层次的原因无疑源自罗马的元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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