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汉盛世:武帝治下的西汉王朝真像史书里写的那么繁华升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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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黄金时代,汉武帝刘彻统治西汉的这几十年经常被史家描述为辉煌盛世。

但歌舞升平、繁华富庶只是金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在独尊儒术、仁义为治的宣传下,刘彻的帝国实则酷吏肆虐,民生艰困。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儒生与酷吏,又分别在这个时代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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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去世一个半世纪后,东汉史学家、虔诚的儒家信徒班固追忆前朝往事,怀着无限的感慨写下了这段史赞:

公孙弘、卜式、儿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远迹羊豕之闲,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

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向,异人并出。卜式试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矣。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汉书·公孙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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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国富民强、薄海偃然的盛世,抱道君子如公孙弘等乘风遇时,一飞冲天。他们和那个奋发飞扬的年代彼此成全,相互辉映,共同写就了一段伟大的传奇。

班固此赞以气御文,读来不能不令人动容。但我的动容仅限于对班固的文章艺术致敬,却不包含对公孙弘以及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憧憬。因为司马迁说,虽然公孙弘对孝武帝逆来顺受、唯命是从,但作为当朝丞相,他并没有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唆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

——《史记·平津侯列传》

儒家先圣孔子曾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孝武帝之所以抬举公孙弘,将这个早年牧豕海上的布衣书生封为平津侯,擢为宰相,无疑还是希望他能以身作则,实践孔圣人的三句名言。

只可惜,公孙弘为之付出了努力,却事与愿违。西汉的社会道德不但没有提高,风俗不但没有改良,甚至还朝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稍鹜于功利矣”——“稍”字在这里应该作“渐趋”讲,就是说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甚至有了激化的倾向。如果不用严刑峻法加以弹压,根本就镇不住。这已不是“导之以德”而是“导之以政”,不是“齐之以礼”而是“齐之以刑”。

孔子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却在西汉王朝不可避免地上演,作为位极人臣的儒林领袖,毫无疑问这是公孙弘的失败,更是西汉儒学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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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公孙弘自己也是坦然承认的。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他曾就此上书武帝,要求引咎辞职:

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皆宰相奉职不称,恐窃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

“(中略)今臣弘罢驽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

——《史记·平津侯列传》

在孝武一朝,丞相可是高危职业。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伴虎而眠,不得善终的丞相多达5位:

公元前118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杀;

公元前115年,丞相严青翟有罪自杀;

公元前112年,丞相赵周下狱死;

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下狱死;

公元前90年,丞相刘屈氂下狱腰斩。

公孙弘既不称职,严以驭下的孝武帝为什么不惩罚他呢?不但不惩罚他,这位不称职的宰相既已主动提出了辞呈,孝武帝又为什么还要款言慰留,让他平平安安地薨逝在宰相的职位上?

这些问题认真解释起来很复杂,但寻绎答案的线索却不难找:公元前122年正值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公孙弘承认是自己身为宰相,却没能表率公卿,和辑君臣,因而提出引咎辞职。如果事发当时,公孙弘仅仅递上一份辞呈来为自己的失职作交代,恐怕在孝武帝那儿是交代不过去的——失职过后还敢撂挑子,再慈眉善目的主子也不会容忍这样荒唐的奴才,更何况孝武帝还是令人生畏的严君。

那除了递上辞呈,公孙弘还做了哪些补救措施呢?《史记》载:

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

——《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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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王刘安的反叛蓄谋已久,至少在孝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确流露出背叛中央的企图。公元前122年十一月孝武帝正式批准大兴刑狱之前,丞相公孙弘先一步嗅到了刘安谋反的气息。

为了对上有所交代,在孝武帝尚未拍板的情况下,公孙弘径直动手,以除恶务尽的态度穷治淮南方面的相关涉案人员,并用拷问获取的证据推动了孝武帝的决策。最终,多达数万人因为牵连进这桩反案而丢掉了性命。

公孙弘在淮南谋反案中的表现破坏了他苦心经营的公众形象:很久以来,他一直以儒者自饰,如今却又变回了酷吏。

儒林之内,那些孔子的真信徒,坚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儒生们对这样的大开杀戒是不赞同的,比如那个当着孝武帝的面抨击淮南谋反案而丢掉性命的太学博士狄山。公孙弘要借惩治刘安来逃死塞责,他不能越俎代庖,亲自操刀。因为限于朝廷体制,宰相的职权只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史记·陈丞相世家》),大案要案须由主管刑辟的廷尉张汤来经办。

于是乎我们看到,张汤这个被博士狄山斥为“诈忠”的刽子手却在审理淮南反案时得到了公孙弘的鼎力支持,甚至连上报孝武帝的终审意见也是由公孙弘和张汤联合署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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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儒袍,换上法衣。公孙弘的急中生智为他赢得了孝武帝的谅解。但从此孝武帝设计的外儒内法的统治格局却逐渐失衡。儒家的道德教化既已被证明无效,独尊儒术便只剩下一具空洞的躯壳,里面填塞的全是酷吏统治的血腥之物。

淮南反案的次年,公孙弘去世了。因审理淮南反案而深得武帝欢心的张汤升任御史大夫,成为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实际制定者: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

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史记·酷吏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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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西汉治术由教化转入刑辟似乎是由淮南谋反案这桩偶然事件引起的,但实际上,这个转变的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刻的必然性。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要贯彻这种以德治国的方略,前提是必须建立一套全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要平民百姓自愿遵守这套准则,接受政府的教化引导,执政者便不能不与民同利。《孟子》说: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孟子·梁惠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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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孝武帝当家做主的那些年里,他的许多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显然不像孟子口中的周文王而更像齐宣王。武功爵,盐铁专卖,算缗与告缗……,制定这些政策的初衷无一不是为了盘剥百姓的私产以充实国帑,填补西汉政府因对外战争造成的巨额赤字。

既然要与民争利,政府和百姓之间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只能撕下德化的假面具,靠严刑峻法迫使百姓就范了:

(王温舒)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

——《史记·酷吏列传》

搜刮民财势必会激化官民矛盾。为了弹压各地民怨的抬头,一个又一个酷吏被孝武帝当作救火队员派了出去。他们在地方上舞文弄法,制造恐怖气氛,百姓被迫噤声。

这种杜民之口甚于壅川的危险局面竟然被粉饰为“道不拾遗”,当作政绩上报朝廷。而接到报告的孝武帝不知是被地方官员的媚辞所迷惑呢,还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不但肯定了地方政府的治理成绩,还一再为主持政府工作的酷吏鹰犬加官进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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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文上下相蒙,共同编织起一个太平盛世的假象。而在虚假的繁荣底下,西汉帝国的统治基础却在悄无声息地遭遇水土流失般的侵蚀。

自秦朝以降,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都必须植根于脆弱的小农经济。一个个力田纳税的农民就像一粒粒富含养分的泥沙,集合起来共同护持住西汉王朝这棵参天大树的根本。当农民在经济盘剥和酷吏统治的双重压力下破产流亡,沦为流寇盗匪的时候,就好比泥土逸出了树根的掌控,渐渐汇成浑浊的洪流。《史记》说: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

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闲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史记·酷吏列传》

要彻底地根治匪患,关键是要设法保障民生,阻断良民沦入盗匪的通路。而孝武帝采取的解决方法却正相反:匪患越是严重,越要重用酷吏进行剿杀。这就好比要澄清因水土流失而浑浊的河水,不但不培根固本,反而用高压水枪使劲冲刷,河水当然不可能为之一清,结果只能造成更加严重的水土流失。

匪患猖獗,孝武帝为了迫使地方政府加大打击力度,不得已自上而下,层层加码,以极端的手段惩罚那些“作为不力”的地方官员。可是朝廷虐政不改,盗匪剿不胜剿,被逼到穷途末路的地方官员无力肃清匪患,只好顶着杀头的风险,在上报朝廷的公文里做手脚了:

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史记·酷吏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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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途末路。从公孙弘到张汤,从外儒内法走向独任酷吏。孝武帝终于把他的王朝带入了一片泥泞的沼泽。

当孝武帝在困境中挣扎彷徨的时候,不知他是否会偶然想起那个含冤九泉的博士狄山,是否会为自己曾经的决定流露出一丝悔恨。但即便他会这样做,那些长眠地下的“无知愚儒”也再没有机会看到了……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司马光《资治通鉴》;王先谦《汉书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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