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谶纬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切入,漫谈东汉的建立过程及其政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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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建国之初,王朝的建立者及其领导集团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证明自己千辛万苦、身经百战所建立的王朝才是正统,怎样才能够令百官、令人民信服。这个问题是关乎王朝统治是否顺利以及国祚是否能够长久的关键问题,一旦王朝的建立没有可信服、可拥护的群体,那么这个王朝注定会失去民心,走向灭亡。

由于科学技术手段的不发达,对一些异于常识的天地怪象就会产生十分震惊的感觉,正因为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人民就会把它归为上天降临人间的暗示。也正因为如此,王朝建立的统治者为证明自己起义符合道义或者顺应民心,便会制造各种神象来向世人展示,以证明自己是顺天应民,证明正统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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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画像

东汉是一个谶纬思想十分泛滥的朝代,从光武帝刘秀起兵南阳之时,到其建立东汉王朝及其后面的统治,无不充斥着谶纬思想。所谓的谶纬思想就是通过一些奇怪的图像、文字来向不知所以的民众宣传改朝换代或者起兵聚义是大势所趋,是上天的旨意,以此来动员民众,从而使得新朝的建立能够得到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由此,光武帝刘秀在起义之初便已经开始利用了谶纬思想。

《后汉书》载:“四分於天,積世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治亂。此之爲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

刘秀通过谶纬的制造与宣传来为自己起义造势,通过不断兼并战争之后,东汉得以建立。但是在建国之后这种为刘秀迷信的谶纬思想规模开始不断扩大,甚至与西汉建立的儒家独尊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谶纬思想一度成为东汉时期的官方哲学思想,这在以儒家为传统的封建王朝是难以想象的。谶纬思想的崛起虽然有其时代要求,但是在其背后体现更多的则是东汉统治者的政治追求,将思想与政治相协调统一,才是统治者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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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书画像

谶纬思想对东汉建立的帮助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图谶符命和祥瑞灾异是谶纬观念的两个重要内容,图谶符命具有浓重的投机色彩、政治目的性强,经常被利用为君权的神学依据。两汉之际至东汉一朝,谶纬思潮更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政权的初创、稳定和巩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机缘和必然性。两汉之际,刘秀政权在群雄逐鹿的历史机缘中,借助谶纬的力量,完成了初创、稳定及高度集权的进程,成就了近200年的东汉王朝。

两汉之际,群雄割据,谶记、图谶和符命成为多个政权高举的理论依据。刘秀政权也不例外,他以图谶为据,兴兵、扩张、笼络人心,借势完成了政权的初创。

首先,图谶是刘秀兄弟兴兵的诱因。地皇三年,宛人李通以图谶说刘秀为皇族后裔,有光复汉朝正统之命。刘秀以此受到蛊惑,于是在28岁时与李氏兄弟起兵,正式加入争夺天下的角逐中。因此图谶是刘秀兄弟举大事的心理暗示和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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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人物像

其次,图谶助推刘秀队伍中部分重要人物的聚集。据《后汉书》记载,李通、邓晨、窦融因谶言而聚集在刘秀身边。第三是光武因谶称帝。刘秀得到疆华自关中奉《赤伏符》而正式即位告天称帝。刘秀从兴兵到称帝,无不以图谶为指引。图谶是刘秀政权建立的重要工具和助推器。

《后汉书》载:“光武尝与兄伯升及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宴语,少公颇学图谶,刘秀当为天子。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

东汉王朝建立后,谶纬又成为了刘秀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武器。首先,图谶助推刘秀完成封禅。其次,图谶帮助汉明帝扫除政治阻碍,最终完成中央集权。刘秀一方面笃信图谶预言,一方面又担心图谶符命为他人利用,以下犯上,危及刘氏政权,于是在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禁止一切人士对图谶的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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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通人物画像

通过谶纬来进行政治制度的设立及人员的任免汉明帝永平元年,樊倏率先再次提议集合众儒统一五经。明帝任命东平王刘苍主持东汉首次经学会议,此次会议最大特征就是依谶纬来统一五经之说。以谶正经义,虽表面上是将谶纬作为学术的标准,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东汉时期,五经乃是一切政治事务的处理标准,以谶正经义,就是将图谶符命放置于比五经同位甚至更高的位置上。

《隋书》载:“永平元年,与公卿杂定郊祀礼仪,以谶记定《五经》异说。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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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史料

光武帝常常以图谶决定人事任免,如在其即位之初,因《赤伏符》中有王梁主卫作元武言,而确定王梁为大司空人选。又因谶文孙咸征狄之语,乃以平狄将军孙咸为大司马。是否懂谶成为官吏进退的依据。郑兴多次依照经义言政事,但因不善谶未得到光武帝赏识,桓谭因为公开反对谶纬思想惹得刘秀大怒,将其流放,死于途中。

礼乐制度是古代政权中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东汉时期,图谶对礼乐制度有指导作用。首先,以谶定礼乐制度建设。其次,以谶定祭祀制度。因《河图》有“赤九会昌”之文,光武于高祖为第九世,故其祀太庙至元帝而止,成、哀、平三帝则祭于长安。三是以谶定封禅之事。最后,在宗庙乐舞编制时也处处以谶纬为据。张苍在论世祖庙乐舞和明帝庙乐时,多引纬书《元命包》、《枢玑钤》、《叶图征》,并以之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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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制度下的与人相处

通过祥祸灾瑞来处理政治事务图谶符命成就刘氏政权,成为政治事务处理的重要依据,祥瑞灾异则是刘氏政权内部凝聚巩固和自我修复的重要补充。东汉帝王认同天人感应观念,认为天降祥瑞是上天对其统治的认可和奖励,天降灾异则相反。因此,统治者在天降祥瑞灾异之时,总会下达政令以应之。东汉时期,祥瑞频出,史书多载。相对于图谶符命,光武帝对天降祥瑞并不热衷,汉和帝亦是如此,明章两帝却非常崇尚。

帝王们多采用改元、恩赐官吏百姓等政治措施以应上天的恩赐。首先是改元。章帝因凤皇仍集,麒麟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乃改元和四年为章和元年。其次是恩赐官吏百姓。最后是弘扬“颂汉”的政治主旋律,增强国家民族凝聚力,扩大刘氏政权的号召力。明帝永平十七年,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于京师,兰台文人集作《神雀赋》以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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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章帝人物画像

杜笃作《众瑞赋》、班固因嘉禾、宝鼎、灵芝等祥瑞出现而作《嘉禾诗》、《郊祀灵芝歌》、《白雉诗》、宝鼎诗章帝南北东西巡守,祥瑞多现,杨终等人俱作赋颂以颂汉。祥瑞本就是上天对当朝政治的褒扬,再经过文人赋作的宣扬,社会上就掀起一股“颂汉”的政治赞声,就连对谶纬持理性认识的王充都沉浸在“颂汉”的时代热潮中。

《论衡》载:“孝明之时,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可谓誉得其实矣。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言之不美善哉?班孟坚颂孝明帝,汉家功德,颇可观见。”

东汉一朝近200年,据学者统计东汉196年中,共发生日食86次、地震59次、水灾84次、旱灾蝗灾69次,计301次。每当有灾异降临时,君臣们都会采取措施应对,据统计,《后汉书》诸帝纪中共记载皇帝诏书251份,其中涉及灾异的共97份,尤其在汉和帝、顺帝、桓帝期间,这个比例更高。这些诏书中记载了东汉统治者应对灾异的政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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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画像

评价中元元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图谶符命正式和五经拥有同样高的地位,成为政治事务评判和处理的准绳。明帝与光武帝利用图谶的方式不同,但异曲同工,都收到了巩固政权的成效,图谶再次起到了重要工具的作用。图谶符命解决政治事务的事例足以证明谶纬在东汉社会事务中起着法典化的作用,和儒家经学共同构成了东汉政治社会的上层理论。

祥瑞并至的政治表象是上天对刘氏政权的认可和肯定,其内在实质则是统治者向百姓大众宣示刘氏政权的优越性。当祥瑞降临,统治者抓住机会大肆渲染,而人民大众也沉溺于这种政通人和的盛世中,整个社会都处于团结和谐、欣欣向荣的景象中,这无疑是祥瑞带来的最大的政治影响力。

东汉诸帝在应对灾异的政治措施时并非只是采取单一的方法,更多是多种方法并用。这些方法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起到安抚民众、巩固统治的作用。每当灾异出现,统治者采取最多的措施则是要求臣僚上封事,直言陈事,这也使得灾异成为士人们参与政治的保护外衣。不论是统治者应对灾异的措施还是士人因灾异指责君主,都是东汉政权内部的自我修复,灾异则是这修复过程中的重要补充。

图谶符命为刘秀政权的初创、稳定以及中央集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是东汉政权的促成者,继而成为东汉一朝政治事务遵循的指导思想。在刘氏统治的近200年中,祥瑞灾异以“天人感应”的理由,加强了统治内部的巩固和自我修复,对维护东汉长时间的统一产生了重要作用。按照谶纬思潮对东汉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与“五经”的关系来看,东汉也是谶纬思潮的极盛时代。

参考文献:《后汉书》、《论衡》、《隋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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