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与东汉,同样是刘氏王朝,对匈奴、西域的战略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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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西汉与东汉)皆是刘氏王朝,刘氏江山,而匈奴边患,贯穿着两汉历史全过程,双方恩怨日久,你来我往的冲突持续时间之长,历史少有。

西汉初年,承秦末的天下战争虚耗,国力不足,只能采取守势,进行屈辱和亲。维系了六十年被动的状态,汉武帝时代,改“和亲”为进攻,经二十余年战争,损耗了国力,也重创了匈奴,使匈奴势力被压缩到西域一带。

昭宣时代,西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匈奴内部出现分裂,“五单于并立”,内忧外患之际,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降,匈奴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分。

西汉王朝并未给北匈奴机会,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派军队屯田驻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王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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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后期疆域图)

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归降的南匈奴发生叛乱,他们当中有许多部落与原来的北匈奴进行联合,只有一部分匈奴人选择继续归附汉朝,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北匈奴”与“南匈奴”。

东汉王朝初建,国力也不足,但比起西汉初年要强得多。但东汉皇帝从刘秀开始,对西域并不重视,或者说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并不坚决,刘秀将并州、幽州边民迁至内地,使边地空虚。

“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汉安帝时代,更是放弃西域都护府,“永初元年六月,诏罢都护”(《汉书.孝安帝纪》),改设长史府,军事力量被削弱,后期更是将长史府也放弃,全面退出西域地区。西汉与东汉,同样是刘氏王朝,对匈奴、西域的战略有什么不同?-第2张图片-看历史网

(东汉安帝时期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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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后期疆域图)

尽管两汉的对外战争,重点之一都在匈奴身上,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存着较大的差异。

两汉君臣在对匈奴的攻守战略的运用不同。总体来看,西汉是始终坚持进攻的,在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实行了数十年屈辱的“和亲”。武帝即位后,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

后来因连续近二十年的战争,汉朝国力吃不消,尽管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仍然不忘记战略准备,“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即在暂时停止对匈奴战争的时候,还要让官民继续坚持饲养军马、补充骑兵,不忘记武备。昭、宣时代,充分理解武帝的战备意图,在经济恢复之后,继续武帝未竟事业,对退至西域的匈奴继续采取进攻战略,直到将其征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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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之战)

东汉的君臣远没有西汉君臣那种进攻的气魄。他们虽然也有主动的进攻,并且也取得过重大胜利(窦固、窦宪北伐匈奴),但他们常常想到的是防守与退却。

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开创了撤退防守的先例,将边郡百姓内迁,放弃部分边郡地区,在西域诸国多次请求汉朝派军队进驻西域对抗匈奴时,光武帝都给予拒绝。诚然,刘秀考虑的是内地的统一和安宁,但对外的武力,以当时东汉的国力,完全可以主动一些,尤其是完全没有必要将边郡放弃。

但刘秀还是这样做了,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以后汉军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在西域地区,多次出现该战时不战,不该撤时而撤的事件,给匈奴以喘息机会,由此给东汉边民带来更大的苦难。

两汉对军事战略研究的成果不同。两汉由于同样面临匈奴边患,都出现了对军事战略的研究者,但效果各不相同。

在西汉,有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他们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成为西汉对匈奴、西域战争最初使用的指导原则。

东汉也出现了对匈奴的有价值的研究,但深度与广度都远不如西汉。况且,即便是正确的战略,东汉的皇帝、背后的太后、身边的宦官也不会同意,使得东汉对匈奴的战略研究成果,更加肤浅。

对屯田战略重视程度的不同。汉初对边境地区的军需供应都是从内地运输来解决,这种运输方式在途中的损耗量很大,成本自然很高,内地运往边地,“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景帝时代,晁错提出《制匈五策》中,详细提出应把屯田当作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此后,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汉朝陆续在朔方、新秦中、河西四郡、西域进行屯田,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军需供应,又建立了后勤基地,减少了百姓负担,还提高了军事行动的效率。后期的军事良才赵充国在《屯田十二便》中,更是将屯田的益处详细述。值得肯定的是,西汉的皇帝,从武帝时,直到西汉灭亡,都非常重视西域屯田,保证西域驻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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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屯田遗址)

再看东汉,有前汉的良好示范作用,按理说应该做得更好,不过,很遗憾,东汉对边区和西域的屯田重视并不够,甚至更为过分的是,东汉还放弃了西域屯田。如窦固北伐匈奴后,汉朝本应该趁追击,但正值章帝新立,汉朝就不肯出兵西域,援助西域都府,反倒主张放弃屯田,舍掉西域,著名的“耿恭二十六勇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朝廷能够及时发去救兵,更多的西域都护府战士就能生存下来,只可惜,当战士们在西域奋勇作战、抵抗匈奴时,东汉朝堂之上,皇帝与重臣们就是否派援兵、是否强化西域军事存在之事,争得不可开交,贻误战机。

到汉安帝初年,东汉就“罢西域都护”,放弃西域正式驻军,改派长史管理西域,军事影响力大大降低。

练兵与选将标准不同西汉晁错在《制匈五策》中提出,军队行动步调不一致,是军官不会练兵之过,那样的士兵缺乏战斗力,“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不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此不习勒兵之过也”。(《汉书.晁错传》)西汉对主将的选拔不拘一格,骑奴出身的卫青,未满二十的霍去病,贫民出身的赵充国、赵破奴等,都是皇帝大胆提拔起来帅才、将才,在《史记》、《汉书》中,将星云集,选择范围较为广泛。《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对匈奴作战的将领,能封侯的,得到重用的,大多是出身豪族世家的外戚,能力强如班超者,到老了还是西域都护,立下赫赫赫战功,受到的奖赏也不及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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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武汉军)

结语同样面对匈奴这个敌人,为什么西汉与东汉会有这些不同之处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之所以西汉对匈奴“除恶务尽”,那是匈奴彼时十分强大,对汉朝边境,直至王朝心脏部位长安城都靠成了威胁,而西汉的定都位置又偏在西北地区,离匈奴实际控制区太近。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下,在国力允许时,西汉必定要对匈奴“赶尽杀绝”,以防他死灰复燃。

也许正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西汉皇帝都保持着对匈奴的警惕,不肯轻易放弃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之地,“多争一寸土,多建一分功”,西汉皇帝骨子里都多少充斥着血性。

反观东汉王朝,就有所不同。东汉定都洛阳,远离边境,远离西域,也就是远离匈奴,匈奴人给王朝的心脏地带没有造成什么压力,也就促使王朝上上下下,对匈奴的征伐始终都存在着争议。

或许还有一点,刘秀出身前朝皇室,虽说到他一辈儿,家道中落,但比起普通百姓,他的生活条件就好太多了,相对汉高祖刘邦,刘秀骨子里威武少了一分,温厚多了一些,这些直接遗传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哪怕是国力最强的明章两帝时代,他们对匈奴人也没有想过要斩草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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